宣公十三论(第1页)

君见弑,篡者不在国,则不坐篡者。故宋冯、晋夷吾不坐,而坐华督、里克。篡者在国,则坐篡者,故卫州吁、齐商人、鲁轨与接坐,而公子翚、仲遂、得臣、行父减。《春秋》之于内无达辞,由桓之正月不称王,见杀于齐而以地,知其坐轨以减翚矣。由仲遂、行父、得臣同词,而无首从,知其减三卿以坐接矣。

然尤有辨。宣之坐也,减三卿以使宣当罪,而无穷宣之词。桓之坐也,穷讨贼之词以加之,则是桓之罪不啻宣也。君见弑而篡者在国,一也。乘间侥幸以弑且篡者,不穷其辞;处心积虑必篡故弑者,穷其词。

呜呼!此《春秋》之法所由异于一切也与!

夫使乘间侥幸以弑且篡者,同于处心积虑之元憝,犹之可也。乃使处心积虑必篡故弑之元憝,同于乘间侥幸之贼一切受法,则重于彼而此不适重矣,奚可哉?

故夫立法以定刑,一切以为严重,将以震天下,而大奸覆以不惧。大奸之惧,惧《春秋》焉耳。

是以刑不綦果而綦慎;慎不轻果,所以致果也。减宣而有留词,桓之辜乃以不赦,慎故不可复逃也。一切者惟其不慎,不慎则陷入者有挟以鸣。陷入者有所鸣,而当辜者亦因以鸣。枝叶长,辩驳繁,杀日积而民愈犯。申商之法,怨有余而惧不足,无他,不慎而已矣。

放奔,一也。奔者,以自奔为文,不见容于国也;放者,以放之者为主,国不容之也。放之而君弑国危,则藉不放之而祸不成矣。故晋放胥甲父而夷皋弑,蔡放公孙猎而盗杀申。盗之憎主人也,非固憎也。欲盗焉,则可无憎者而憎之也。故赵盾放胥甲父而弑灵,栾书杀胥童而弑厉。甲父窜,先辛走,赵盾之所为莫之禁矣。

先胥之存亡,晋公室之盛衰也。先都死而赵氏振,晋权始落。甲父窜,先辛走,而赵氏横;胥童死,厉公弑,而赵乃复兴,晋遂不竞。国之世臣,惟执政者放杀之而无所忌,《春秋》之所为悯晋以甚赵也。

善治《春秋》者,先大义后微言。求诸大义而不得,于是求之于微言;求之大义而得矣,抑舍而求之于微言,则大义蚀,而党人之邪说进。故大义已昭,信圣人焉足矣,党人之言勿庸也。三《传》者,皆习闻见于党人以蚀义者也。故我知赵盾之弑其君,而他无问焉矣。

《春秋》书曰:“宋督弑其君与夷,及其大夫孔父。”贼罪正,忠效立矣。宋人之言曰:“殇公立,十年十一战,民弗堪命。孔父为司马,弗能改于其德。”党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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