军人，在其起步阶段可能都会是单纯的只听命令、不问政治。可是一旦当军人走上一定高位，其自然而然的不能再继续完全与政治撇开干系。

曾凌，其父本身就是多年来在外交领域上，为西北、为安西今日立下不世功勋的政治人才。家传身受，加上唐朝也再刻意培养他的外交、政治能力。自然地，也就让他其实早在当师长的时候，便具备了政客该有的战略意识。

而邓演达呢？从进入保定军校之日起，到民国初期的革命风云时代。无论哪一个时代里，其实他都不能被算作简单、单纯的军人。可以说，从开始走上历史舞台那一刻开始，邓演达实际上就是扮演着军队中大政客的角色。

与这样两个人相比，中常会里的所有人首先便在思想上有了短板。中常会的成员里，非军队出身的众人则完全与军队出身的人不同。

张嘉璈、宋子文是玩经济起家，他们更多的思考角度会侧重在放出哪个棋子，对安西的经济发展影响有多大。潘复、杨永泰是纯粹的政途一路走上来，无论是在北洋时期，还是在西北时期，直到如今更多的时候他们所重视的更多只会是于民生、民安、民权等方面。

穆海林、唐宽两个，从其初期便是跟随唐朝一起开创西北军、打造出一支无敌共和军的老牌元勋。但在安西建国后，他们却更多的被唐朝推到了司法、立法体系中去。让他们逐渐地变成了无论办什么事情，都会先想下法理与人性。

顾维钧则是安西致公党、乃至整个世界都公认的外交绝对领袖人物。他的思想深处，遇上任何事情，确实有战略角度、宏观看世界的心理。然而却因其从未真正地身在军营，身上前线，而注定无法具备真正军事上的战略意识与观察能力。

蒋方震虽然是三军总参谋长、多年来安西共和军，更是唐朝个人绝对一号军事上得力助手。但他的思想，在与时俱进的大时代里已经开始落伍、开始滞后。落后就要挨打，蒋方震凭借其卓越的战略战术，暂时不会挨打。但绝对无法与青年健锐比与时俱进……

种种原因。造成中常会还是与军事会产生了分歧。而作为安西这个国家、致公党这个执政党至高无上的领袖，唐朝无疑是在两派之间最大的、具有最终决定权的裁判。那么唐朝最后选择的裁判权行使，会倾向于哪一方呢？

很快，当双方暂停争执之后。唐朝终于悠悠然间开口。说出了自己的答案：“我的想法。是舍小保大。我很赞同邓、曾的想法，波兰是我国与纳粹德国之间最为重要的缓冲地带。
（本章节未完结，点击下一页翻页继续阅读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