~< 书 海 阁 >-~ 二五一、一声震得人心恐（下）

黎元洪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对于一个王朝来说，最大的罪行就是谋反，而最大的谋反便是称王开国、建元改号。一旦如此，便表明你与旧王朝势不两立，意欲取而代之；旧王朝自然不会善罢甘休，必定会集中全力对你展开致命攻击。这就是朱升给朱元璋的九字战略为什么有“缓称王”的原因。

这群愣头青不知天高地厚，居然贸然打出“中华民国”“黄帝纪元”的名号，岂不是自寻死路？自己寻死也就罢了，关键还把自己扯上。想来别人看到这张告示，肯定会说：“想不到黎统领也是革命党啊！”如此一来，自己还有活命吗？

但不管黎元洪在武昌城里如何恐惧，告示已经随着“十八日夜，革匪创乱”的消息以最快速度传入了北京。

宣统以来，满清贵族的最大收获就是收缴了汉族官僚的军权。成立责任内阁时，自然不会把夹到碗里的肥肉再拿出来，所以清廷颁布的《内阁官制》第十四条明文规定：

“关系军机军令事件，除特旨交阁议外，有陆军大臣、海军大臣自行具奏，承旨办理后，报告于内阁总理大臣。”

当时内阁中，陆军大臣是荫昌，海军大臣是载洵，总理大臣是奕劻，也就是说，军方事务可以由这三个满人全权处理，包括全部四名汉族内阁大臣在内的所有其他人都不能过问。

满清贵族觉得这样还不保险，在成立责任内阁当天，又成立了分管全**务的军谘府，由郡王衔贝勒载涛、贝勒毓朗担任军谘大臣，彻底摆脱了汉人的插手。“革匪创乱”之类的军机大事，便首先要经过由皇族把持的军谘府。

巧了。这个时候，载涛作为秋操阅兵大臣，正在数百里之外的直隶永平，监督新军和禁卫军举行军事演习，只有毓朗一个人留在京城。在武昌起义第二天上午，军谘府接到湖北发来的电报，毓朗一筹莫展，迟疑良久才说道：“这应该是内阁的事，我们不用管，还是让内阁去办吧！”就这样，事情被他一句话甩到了内阁。

奕劻不敢怠慢，随即找来荫昌、载洵召开紧急会议，商议如何戡乱。奕劻是内阁总理大臣，自然不可能领军出征；载洵是海军大臣，偏偏湖北是内陆省份，只靠江不靠海；如此一来，只能由陆军大臣荫昌督师南下。

荫昌作为统帅，也在情理之中，并非问题关键，关键是从哪里调兵。荫昌不是孙悟空，光靠一根金箍棒就能横扫天下，拔根毫毛便能变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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