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帝国起自安南北部的镇国军,在南方发展了二十多年,根基深厚,甲午年北上也是民心所向,解民倒悬。再加上南方培养了一大批各级党政军干部,在北方迅速接受和改造了各级政权,又清扫了旗人和各地守旧官僚士绅的叛乱,在国内的根基已经稳固下来。再加上警政部和总情局的工作还是比较得力的,宣传部的工作也算是卓有成效,可以说,目前国内的政治异见力量还形不成气候,国内留下来的在野党,政治见解差不多都是认同国家的基本框架和理念,对一些方面提出改良意见,比如公民党,进步党等等,而对国家真正构成政治异见的,基本都到海外开展活动了。”马朝阳干净利索地说道,“不过,在海外的华人虽然数量庞大,在政治上却形不成大气候。道理很简单,这些华人在那些地方,基本上是根据宗族势力进行组织,最大的组织无非是省市籍的同乡会,或者比较松散的某氏宗族会等等,因此力量分散,对于国内的政治改革之类也并没有太多的热情,反倒是帝国实力的增强,给了其中的普通民众不少鼓舞,而其中的很多精英分子更看重和国内的经贸关系,巴结还来不及,更别提站到异见分子一边。”
“所以这些异见分子,也很自然地四分五裂。由于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,形不成大的严密的政党。这些人理论五花八门,彼此也都不服气,各自都想自起炉灶。即使是都主张民主自由化的,由于路线方针上的差别,比如主张美国式民主和主张法国式民主的,也往往混不到一起去。尊崇法国内阁议会制的,往往对总统共和制的信徒冷嘲热讽,认为对方是披着民主的皮搞专制;而美国总统制信徒也对议会内阁制大加鞭挞,认为是不切实际,于国无用的呓语。”
“很多人是所谓‘职业革命者’,靠政治募捐生活,而海外有家有业的华人又大部分不怎么买账,所以就只能是投靠满清余孽,或者是其他国家一些官方半官方的反华组织或政治组织,如欧美的黄祸俱乐部之类来生存下去。由于力量分散,缺乏一个真正众望所归的绝对领袖,很多人互不服气,都想自己当老大,自己搞个什么主席之类来找那些满清大辫子和洋人混口饭吃,所以往往都是这样一个过程:搞演讲,拉一群人,成立组织,选举;万一没选上主席,退党,重新拉一群人成立一个新党,再选;选上了,其他人想法和他一样,那些人又退党自己去玩。”
“就这样,这些人搞了这么多年,所谓的革命政党,民主政党越来越多,主席,总裁,秘书长多如牛毛,甚至连所谓‘民主政府’都组了不少,但真正有些力量和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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