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让学识渊博，精力充沛，到了北大就被安排到了图书馆，成为和李大钊一样的镇馆教授。当然也需要带课，不过他的课比较少，就讲西方哲学，主讲是德国的古典哲学。年轻、好学、风趣，不但赢得了同学的爱戴，还获得同事的认可，北大是教授团领导学术，曾让在短短的半年时间，就在其中获得了一个位置，这是后话。

如果说，他是一个年过不惑，留洋欧美，有着值得炫耀的人生经历，获得这样的荣誉并不难。

而他不过才二十出头，个别学生的年纪都比他大，能够在学术界获得同行的认可已经是奇迹。不少教授还会在背后说，他不是博士的博士。这显然是一种赞誉，对于学者的最高赞誉。

当时，学习西方的哲学课程，没有太多的参考书，中文的教科书少之又少。所以不少学生必然需要学习多种语言，以便于能够自己看懂原版的书籍，或许他们梦寐以求的知识。在语言的学习上，曾让绝对是一个奇才，日语、法语、德语、英语，本就是他已经掌握的，更让周围人目瞪口呆的是。十月革命后，曾让学起了俄语，才二三个月，就能磕磕绊绊的和白俄逃难的贵族们交流了。

事业的忙碌，已经让他顾及不上家里的事，即便是儿子，也不顾上督促他学习。好在曾一阳受了日本人的刺激，对于知识救国的心越来越热，显然是一个缩小版的‘小曾让’。如果让他知道，儿子苦读是受了日本人的气，他到底是应该感谢对方呢？还是该继续憎恶对方？要知道，甲午一战，中日两国早就成了死敌。

曾让的忙碌，是救国有望，全身心的投入，他已经到了可以饭不吃，觉不睡也要赶出唤醒国民的专栏文章。而曾一阳的母亲，也不负众望，通过了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，搬到了学校去了。

于是曾一阳就成了无人看、无人管、无人理的三无状态。

在大学的教授楼，住家都是有身份的人，两字‘放心’。曾让从来不锁门，往往是将门一掩，就出门了，连钥匙都不用带。

“一阳，你爸爸呢？”李大钊看到曾一阳一脸无辜的样子，心里就有气。

“出去了，整个人泼了狗血似的，光顾着高兴，可苦了我了。”曾让为了不让曾一阳没人带着，出门到处乱跑，弄了根栓狗的铁链子，将曾一阳一只脚锁在了床脚上。

好在链子够长，有四五米的样子，房间也不大，基本上可以在房间里活动。可是对于一个虚龄才五岁的孩子，脚上绑着铁链子，外加上一把亮晶晶的铜锁，在房间里跑是不能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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